我在我的故事里胜利了。

我小时候见白鹤时,他从不多言,一副沉默温文的书生做派,因而家里作客、办沙龙时最爱请他——至多两杯茶水便打发了,先生常笑说白老板其人最是为人着想,款待他油炸花生米八粒,都只拣上头的盐来吃,生怕给主家添了麻烦!

先生大笑,几个跟随来的太太小姐们也笑,白鹤不笑,可面上并不显的难为情,而很落落大方的道惭愧,之后再加入进嘬饮茶水,闲话谈天的行列里去。若先生不说,我是决计不会看出来白鹤竟是“那一行当”的人。话这样讲,可我本也对梨园行不甚了解,先生出入戏院电影院都不爱带我们这几个小子,哪怕是最伶俐的五凳子也从不。可话又说回来,每每小子们私下说起,五凳子也只是梗个脖子大叫电影院里那洋机器要摄人魂魄,先生多次相邀,他不稀罕罢了。

“相邀”,你倒也配!吊儿偷着读过几句书,晓得这是个怎么样隆重的词语,嗤嗤怪笑道。我们虽不懂,可也从吊儿面上看出这有可取笑的机会,都轰然大笑起来,五凳子脸红脖子粗,在夜里,他的眼睛瞪成牛铃,好似一闪一闪。

那样快活的日子真是不多!一眨眼,全没了,树倒猢狲散。

过些时日,家里坐了别的客人,我端茶,跑腿去买五芳斋糕饼小心伺候。听先生们说,城要破了,白鹤也被那个什么姓赵的丘八掳走,怕不是成了那军阀满手血污中的一点。

是真是假呢?我并不知道。

只是有一点,往后在城里,我再也没见过白鹤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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